【茶知识】七子饼茶—为什么不是六子八子饼茶的故事

卢姓人家，家境贫寒，种茶为生。

家有七子一女，长子哀牢、次子布朗、三子基诺、四子阿瓦、五子爱尼（因父母想要一个女儿，故为五子取名爱尼，意为喜欢女儿的意思）、六子拉祜（拉一个姑娘来的意思）、七子无量、第八个生了个女儿哈尼。

一日，卢老汉将七子聚于家中茅堂，商议如何维持生计及儿女婚娶之策，共商议了七天都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长子哀牢说：“我们去捕鱼”，但河流被有钱人家所霸占；次子布朗说：“去狩猎”，但其父一心向善不愿杀生。三子四子说去帮工、放牧，但都不如老人所愿。因为爱茶如命的卢老汉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要七个儿子继承祖业。

按老人的话说“茶可解毒、益寿”，为百草之首的灵药。种茶、制茶不但可以满足自己的品饮之好，更可有益百姓，造福苍生，是人生一大善事，因此仍然希望儿子们个个种茶制茶，以茶业为生。

但家庭贫困，无力购买土地山林，无法实现老人的这一愿望。卢老汉气得口吐鲜血，卧床不起，身体日渐虚弱，共在病床上躺了七七四十九天，其间水米不进，昏迷不醒，气若游丝，但就是咽不下最后一口气。七个儿子四处寻医问药都无济于事。第四十九天，七子无量到离家很远的原始丛林中给父亲采药，无意中发现了一棵很大的茶树，心想父亲一生爱茶，何不采点回去在老人弥留之际了却他的一点心愿呢？于是无量采了些大茶树上的鲜叶，回家后煎出茶汁，掰开父亲的嘴灌了几滴。半个时辰后，卢老汉居然一声叹息，悠悠转醒……（困卢山山名由此而来，困卢山仍有上千亩野生栽培大茶树，据专家考证仍有栽培价值）。

醒来后，七子无量将事情原委讲给父亲听了，卢老汉顿时精神陡增，遂叫七子又煎了两碗野茶喝下去。每二天居然容光焕发，下床干活了。

受到七子无量采野茶的启发，卢老汉心想，我们家境贫困，又无力购置山林田地，深山老林有那么好的野茶何不叫儿子们分头去采摘回来，既能卖得好价钱，又解决了无钱购置山林土地之急呢！于是每天叫七个儿子都分头到深山采茶。

从此，七兄弟每天背竹篓，带上绳索，翻山越岭到森林峡谷中采摘野生茶叶。

他们顺着澜沧江流域越走越远。日久天长，兄弟七人各自有了自己的采茶线路和地域，并就地和当地姑娘结婚、安家、生子（历史上至今都有男到女家，俗语称“上门”的习俗），各据一方，并将野茶苗、茶种带回家种植，种茶为生（可以考证的四千多年前布朗人的历史文献《奔闷》一书中的《得贵腊普》，记述了布朗人的迁徙史和普洱茶的开发过程）。随着日月推移，七兄弟在各自的地域生息繁衍，子孙后代都种茶，并带动当地山民种茶，这便形成了长子哀牢山，次子布朗山，三子基诺山，四子阿佤山，五子爱尼山，六子拉祜山，七子无量山的产茶区域。后来的名字成为了少数民族的名字和山的名称（后来的六大茶山即是在七兄弟的领域之内的典型）。卢老汉夫妇及女儿哈尼留守困卢山，仍以种茶为业，老人将爱女哈尼采制的茶称为“女儿茶”（清，阮福《普洱茶话》：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红楼梦》中的普洱女儿茶，即名出于此。在今天的普洱县凤阳乡，困卢山的栽培型古茶树群仍保存完好，据专家考证仍有栽培价值。可见普洱是普洱茶的发源地之一。

由于七兄弟平时都忙于自己的事业，只有每年父母生日才回到普洱（历史上传为美谈的“七子拜寿”）。他们深知父母爱茶如命，都将自己采制的最好的茶用棉布小袋装好带回普洱。由于路途遥远，只有骑马，茶叶在路途中日晒夜露、受潮，东西又多，相互挤压，到了普洱打开后都挤压成饼了，但味道比刚制时候更好。由于七个儿子送的茶一个比一个的好，老人十分高兴，倍加珍惜，将每个儿子送的茶拿出一个用竹壳包扎在一起（据说竹壳无异味，透气有利茶叶陈放）存放家中，待来年或多年后，家中来了好友、上宾，拿出来招待客人。客人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后赞不绝口，问及茶之来源和名称，老人自豪地指着竹壳对客人说：“这是我的七个儿子”。

日久天长，“七子拜寿”和“七子饼茶”在当地传为佳话。普洱七子饼茶在当地名声越来越响，许多茶人，茶商纷纷慕名而来，指名要卢家“七子饼茶”，更有许多茶坊、奸商纷纷仿效。普洱七子饼茶美名远扬，流传至今。

起初的七子饼茶，大小重量各有差异。孝顺的七个儿子在了解父亲的这一喜好后，为了让父亲便于收藏，七个儿子共同商议，将茶饼统一制成大小一样的圆形，背后一个小圆窝，重量七两五（375克，现代的七子饼茶大多为357克实际是历史变迁对数据的混淆，没有依据的）。“圆形”代表天上的圆月，象征合家团圆，背后中心的小圆窝，象征七兄弟共同的家，象征父母，重量为“七两五”，“七”为七兄弟，“五”即“吾”，即为“七子中的我”的意思，极具含义。（普洱七子饼茶的外形，大小，重量一直沿袭至今，一直成为渴望团圆，尊崇孝道的古今茶人推崇“普洱七子饼茶”的原因。有诗为证：“山泉烹雀舌，活水煮龙团”，“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其中“龙团”、“小团月”即为普洱七子饼茶。

父母年岁已高，七个儿子经过商议，将父母住地由困卢山移居至普洱的西门山。西门山山清水秀，终年云雾缭绕，是休养生息的极佳的地方。卢老汉到了西门山后，仍喜种茶。由于西门山地理、气候环境和卢老汉高超的种制技艺，西门山茶被列为历代供奉京师之首茶。历代皇帝视之为异珍，称之为“诸茶之首，众茶之冠”（普洱西山碑考为证）。

由于七个儿子所在茶山的地理位置、地貌结构、土质气候各不相同，茶树周边的植被气味影响，“普洱七子饼茶”的茶味各具特色，香气各有不同，有“樟香、梅香（梅子香）、栗香、枣香、橙香、荷香、兰香”等。有诗为证：“香于九畹芳兰气，圆如三秋浩月轮。爱惜不尝唯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宋，王禹诗）。

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七个儿子回家看望父母的次数亦较频繁。他们时常将自己手制的上好普洱茶带回普洱，与家人分享，并与慕名而来的茶商、茶人交易。年复一年，子孙拜祖，商贸往来，一代传一代，普洱自然引来了天下客商，逐步形成了原产地和云南最大的普洱交易集散地（这便是普洱之所以成为茶叶集散地的重要人文依据），茶马古道应运而生，各地茶商纷纷在普洱开设茶庄、茶号，普洱茶的加工制作逐步完善，普洱府极度繁荣，名扬天下。“普洱七子饼茶”亦因其品质上乘，有寓意（象征团圆和崇尚孝道的美德）以及便于携带和收藏在普洱茶中独树一帜，久盛不衰，更是当今茶人品饮普洱茶之首选。

为了祭奠普洱茶的祖先，卢氏七子的后人们在普洱东门上建造了一座塔，名为东塔，塔高十八层（喻示祖宗十八代），主塔九层，第一层喻示祖宗基业，以上七层代表七子，喻示发展，第九层代表哈尼，以上九层代表子孙后代的生息繁衍，久历不衰。该塔于文革期间被毁。普洱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按原样在原址重建，为普洱县一大奇观。“东塔倒影”、“东塔西影”，为当今普洱人所骄傲。

“东塔倒影”、“东塔西影”即每天太阳出来时，刚好从东塔处缓缓升起，东塔的影子就随太阳光倒映在西门山下的龙潭中，极为壮观。它为古老神奇的茶乡普洱增添了一道令人神往的景观，并为普洱茶文化增添了光辉一笔。

在《云南茶法》里清廷规定了云南外销茶为七子茶。

《云南茶法》将云南上市交易的茶、外销的茶之形状、重量、包装规格用法律的形式定下。云南茶法出台，七子饼亮相，茶法催生出了七子饼茶。也就是说每筒7饼，每饼7两是清政府颁布的云南茶法之规定，是为了计税方便，是为了符合每张“茶引”核定的数量100斤，也是为了云南输出的茶有一个统一的规格形状，不再像过去蒸而成团时各家各户不一，有大团、小团、中团、瓜状等，计税计量都不方便，且外形也不整齐美观。

云南茶从雍正13年（1735年）开始实行，从茶法公布那天起圆茶一词已经出现。七子圆的称法，在乾隆年间已有之，从倚邦桓盛号茶庄留下的账本上来看，乾隆年间六大茶山的茶商们已经在用七子圆名称记账。在云南方言中圆茶、饼茶并无多大的区别，七子圆与七子饼也就是一个意思，茶法中称为七圆为一筒，云南人也可称作七饼一筒。

近几年海外有文章称七子饼茶名称是勐海茶厂1957年首次使用，此说法有误，云南省档案馆存藏的民国时期佛海茶厂的档案中，有多份七子饼茶购销存报表，1940年云南中国茶叶公司的多份电报中特将七子饼茶定为是普洱茶，范和均给云南中国茶叶公司的报告中也将七子饼茶作为普洱茶的代称。从云南省档案馆所藏的佛海茶厂档案来看，民国初年在东南亚一带普洱茶与七子饼茶是同一个概念。

七子饼茶从出世起，由于受清政府颁布的“茶法”的管控、监督，在质量上就有一定的保证，加工的农户或茶号均不敢欺诈朝廷，七子饼茶代表着大清王朝法律的尊严，也代表着一定的加工水平和质量，依法管理的产品可信度高。七子饼茶从亮相至今经过二百多年的传承和凝练，留下很高的声誉，已成为普洱茶的历史品牌，在中国沿海地区和东南亚各国的消费者中有很深的信任感和文化情结。

七子饼茶，从他出世的那天起就决定了它的尊贵与唯一，因为中外历史上，用国家法律来规定、来宣布一种茶品的外形、重量、包装规格，得此殊荣的只有云南的七子饼茶（七子圆茶）。

七子饼茶的来历另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七子饼茶原先是打唐代开始由边境贸易而得来的。简称茶马市，交易的时候是七张饼捆扎好外加一张饼一共八张过数的，另外多出来的那张分离的饼用来上税。

还有另一种说法：一饼茶为357克，一筒七饼；357克×7饼茶=2499克，约2.5公斤。一件12筒约30公斤。一匹马驮2件约60公斤，刚好可以负重前行，先人早已算好了，旧时马帮就是这样运茶的。

“饼茶”最早见诸张揖的《广雅》。张揖，魏国清河（今河北）人。张揖曾任“明帝太和中博士”，而“太和”即魏明帝年号（227—233年），即三国时代。《广雅》云“荆、巴间茶叶作饼”。文所说“荆、巴间”，就其所指地域而言，不止现今的四川、湖北一带，而且还指现今的云南、贵州一带。显然，这里所提的“饼茶”，自然就形成先于三国之前。但饼茶的制作究竟出于何时，还没有一个定论。

次，“七子”之说。其实，单数在中国人的传统概念中，总是被推崇。“九”为至尊，“七”为多子多福，“七”在中国是一个吉祥的数字。把七饼圆茶捆为一筒，始为清朝的定制。《大清会典事例》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提准，云南商贩茶，系每七圆为一筒，重四十九两（合今1800克），征税银一分，每百斤给一引，应以茶三十二筒为一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于十三年始，颁给茶引三千。”这里清廷规定了云南外销茶为七子茶，但当时还没有这个提法。

清未，由于清廷处于没落期，茶叶形式开始多变，如宝森茶庄出现了小五子圆茶，为了区别，人们将七个一筒的园茶包装形式称为“七子圆茶”。民国初年，面对茶饼重量的混乱和竞争的压力，一些地区成立了茶叶商会，试图统一。如思茅茶叶商会在1921年商定，每圆茶底料不超过六两，但财大气粗的“雷永丰”号却生产每圆六两五钱每筒八圆的“八子圆茶”，一时市场分额大增。

解放后，云南茶叶公司所属各国营茶厂，使用中茶公司的商标，生产“中茶牌”圆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希望找到更有号召力、更利于宣传和推广的名称，他们改“圆”为“饼”，形成了“七子饼茶”这个吉祥名称，从此“云南七子饼茶”就成了紧压茶的霸主地位。圆一筒，原是清廷了规范计量、生产和方便运输所制定期的一个标准。发展至今，“七子饼 ”已成为普洱茶中响当当的商品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