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籍记载和古迹文化研究，明代是普洱茶的创新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西双版纳普洱茶生产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揉制茶和压制茶，即通常说的各类普洱凊饼、青团紧压茶，结束了“散收，无采造法”的原始生产时代。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末，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三十万大军入滇，进攻元良王的军队，翌年初攻入昆明，消灭了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结束了蒙古人对云南的统治。在随后的三四十年中，明朝军队平定了多起叛乱，并通过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最终将云南全境比较稳固地统一起来。
在普洱茶主产区的西双版纳，明王朝于公元1382年设置车里的军民府，公元1384年该设车里军民宣慰司，其辖区包括了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全境、思茅市的思茅、普洱、江城三县市以及国界外的勐乌、乌德等地。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车里宣慰司应勐将辖区划分为十二个承担贡赋的行政单位，傣语称之为西双版纳，从此“西双版纳”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明初，为了巩固对云南的统治，统治者还对云南进行移民垦殖，采取军屯、民屯、商屯等形式，把大量内地汉人迁徙到云南开发边疆。汉族人口在云南逐渐占据了多数的地位，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也越来越多地传到了边疆各地，推进了云南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
在茶叶加工生产技术方面，内地的团茶、饼茶加工技术到唐宋时期已发展成熟。明初，随着江苏、浙江、四川、湖南等地大量汉族进入云南，团茶、饼茶加工技术也逐渐传入滇南的普洱、思茅、西双版纳一带，并结合当地独特的大叶树种茶树原料及独特的生产环境条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创新。尤其在日益扩大的对外贸易中，为了方便贮存、运输的要求，茶叶加工工艺不断变革，经过长期演变发展，形成了以云南大叶种茶树晒青毛茶为原料的团茶、饼茶等各种普洱紧压茶加工方法。普洱紧压茶也因此成为传承唐宋遗韵而又具有云南边疆特色的一类茶叶产品。
明初，滇南的步日部改名为“普耳（洱）”，属于车里宣慰司管辖，西双版纳等地的茶叶由于集中在普洱再加工并集散贸易，故得名“普洱茶”。车里宣慰司为了加强对普洱茶加工及贸易等方面的管理，特派一名官员常驻普洱。在明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车里之普尔，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另外在明万历年间谢肇浙的《滇略》中，“土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既是对“普（洱）茶”一名的最早记述，也是对普洱团茶的最早记述。普洱团茶在明代主要由车里产区经滇藏茶马古道运送到滇西北的永宁府（今丽江宁蒗），与藏族进行茶马互市，因其品质独特而受到藏族同胞的特别喜爱。对此，明末完稿、清初编定的《物理小识》（方以智稿、其子中通、中履等于1664年编定）中也有“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最能化物”的记载。
清代时西双版纳普洱茶的繁荣兴盛时期。清代雍正年间，普洱茶列为贡茶进入京城皇宫，同时还大量运销海内外，赢得了普遍的美誉。“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阮福《普洱茶记》），足见当时普洱茶已获得了较高的声誉和地位。
藏销普洱茶数量也在清代、民国时期达到高潮。由于西双版纳普洱茶滋味醇和回甘，味浓耐泡，非常适合藏族同胞的口味。藏胞长期饮用，养成了对西双版纳普洱茶的偏爱，因此有“藏人非车（里）佛（海）茶不过瘾”之说。据清康熙年间刘健《庭闻录》记载，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3月，达赖喇嘛干都台吉曾派使节于北胜（今云南永胜）市茶。10月，北胜辟为茶市，当年入藏普洱茶达1500吨。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清政府正是在北胜州设立茶马市，1668年又移茶马市到丽江，藏商马帮必须到丽江购买“茶引”后方可进入西双版纳等普洱茶区购买普洱茶。从康熙到咸丰年间，历时200年左右，藏销普洱茶数量每年均在1000吨以上，最高达2500吨之多。清末虽然一度减少到200多吨，但到了民国时期，由于从勐海经缅印到西藏运输线路的开通，藏销普洱茶销量恢复到每年1000吨~2000吨。
清代及民国时期，西双版纳普洱茶还经越南或缅甸运销到香港及东南亚国家，每年销量300吨~500吨，受到了各地侨胞的普遍喜爱。
运销的繁荣又反过来促进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清代中期，西双版纳普洱茶年产量达3000~4000吨，出产普洱茶的西双版纳古六大茶山也发展到了“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的规模，普洱茶成了茶区各族人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清末，西双版纳普洱茶产量有所下降，为1000吨左右，民国前期恢复到2000吨~3000多吨。同时，随着普洱茶加工技术的不断普及、提高，出现了一大批普洱茶精品，如易武、倚邦的七子饼茶，勐海的紧查核七子饼茶等。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勐海，由于有充足的原料及便利的境外运输通道，以发展成为西双版纳普洱茶的原料中心、加工中心和贸易中心。
《普洱茶文化》陈红伟,张俊.著【连载】—》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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