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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清朝后期至民国38年普洱、思茅、易武、佛海茶叶兴衰年代表
接作者上文《詹英佩专栏：民国时期普洱茶生产交易中心的转移（二）》。当勐海逐渐上扬时，思茅却在逐渐落下，我们来看一下思茅从光绪年至1940年的情况。1880年至1920年间，思茅、普洱没有再发生战乱，社会较安宁，思茅茶业曾一度有所恢复，最好时思茅曾有过20多家茶号，加工的茶叶一部分送东南亚，一部分送思茅海关（1896年思茅设海关），送到普洱交易的已非常少（1913年普洱府撤消）。
正当思茅茶叶出现兴旺时，天降大祸于思茅，1921—1924年思茅发生了严重的瘟疫，致使思茅十室九空，人口急剧减少，1926年疫情更威逼得1914年迁入思茅的普洱道署又从思茅迁回宁洱（普洱），因瘟疫不退，1926年以后思茅商业一落千丈，私人茶庄全部倒闭，1931年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将思茅从一等县降为三等县，由此可见思茅的衰落，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瘟疫流行。
思茅灾难还没结束，1937年法国人又在越南作祟，阻挠易武、倚邦的茶进入越南，澜沧江东岸的六大茶山茶叶销路受阻，1938年普洱、思茅、易武、佛海（勐海）四个地区，仅剩佛海还有路可出，那就是经打洛出境销往缅甸和西藏，1928年至1938年佛海私人茶庄已增至20多家，这是佛海私人茶庄的黄金岁月，以1936年来比（1936年易武尚未受挫），当时能与易武比高下的便只有佛海。
易武要让位给勐海（佛海），也许是历史的安排，范和钧的到来决定了佛海（勐海）的百年胜券，佛海迅速取代易武，与范和钧有些关系，1939年4月范和钧奉财政部经济委员会之命来佛海建厂后，为了垄断经营，范通过缪云台（缪嘉铭）、郑鹤春向孔祥熙建议，茶叶出口要由政府专营，孔祥熙对范和钩的建议心领神会，1939年6月孔祥熙以财政部的名义下文，禁止私人运茶出境，茶叶外销权归中国茶叶公司，孔部长的这道命令，使澜沧江以东的易武、倚邦的私人茶庄动弹不得，这些茶庄占领东南亚、香港市场已近百年，尤其是光绪年后易武、倚邦的茶80%销往东南亚、香港。
孔部长一纸命令，使他们从今以后不能再从六大茶山的各个山口驮茶出境，范和钧不露声色，一纸电文将六大茶山的几十个茶号控制住。不得已，易武的百年大号纷纷向江对岸佛海的范和钧俯首称臣。易武、普洱、思茅从普洱茶加工中心、交易中心、出口中心的舞台上彻底退下。
再把目光移一下，回到民国初年，我们还可看出民国时期普洱茶加工中心、交易中心、出口重心的转移与国外势力也有一些关系。
民国成立后，洋人在思茅海关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海关形同虚设收不到税，但洋人的眼睛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西双版纳的茶叶，他们知道巴黎、伦敦要西双版纳的茶，西藏更是离不开西双版纳的茶，从1912年至1926年英国人在缅甸大修公路、铁路，1930年公路修到了景栋，这里离勐海打洛仅几十公里了。
从打洛→景栋→仰光→加尔各答→噶仑堡→西藏比从普洱→大理→丽江→芒康→拉萨方向缩短约一个月的路程，云南的马帮竞争不过英国人的火车、汽车。英国人在思茅海关收不到税，修条公路接打洛，便在缅甸、印度坐收渔利。所以易武、普洱、思茅的衰，普洱茶生产、交易、出口中心转向勐海，洋人也在其中拨了扛。（未完，本文节选自《普洱茶原产地西双版纳》，作者：詹英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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